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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说：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性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按照造句的惯例，我们还可以说：“如果没西安事变，蒋介石还以为自己挺猛。张学良把他一抓，抓出了个民国的铁拐李。”（老蒋在逃跑中从山坡上摔下，后背磕在石头上，脊柱受伤，每到阴雨天气就伤痛发作，后半生需要拐杖或要人搀扶走路。）
“如果没西安事变，戴笠什么也不是，他去了趟西安救驾，张学良把他一关，关出了个蒋家天字号大忠臣。想上位的人很多，多少人摔死在半坡上，但戴笠成了蒋介石最信任的奴才加人才。”
“如果没西安事变，大家都以为宋美龄是个芭比。她把蒋一救，人们才发现她内心有个金刚。”
“如果没西安事变……”
蒋介石对于自己所承诺的事情做了一半，但也仍保留了一半。时局的确从内战转向了抗日，但蒋介石仍心有不甘地没有放弃原先的做法，包括并没有释放在上海被捕的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即著名的七君子。这可把宋庆龄给急坏了。
七君子事件，是指在1936年5月，一些社会进步人士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这件事惹恼了当时急于“清共”的国民党当局，也得罪了上海的日军。当时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南京国民政府于11月23日上午，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7位，移送位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由于7人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
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事，宋庆龄也是有份的，她还参与拟定《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并且担任救国会的执行委员。但是到了抓人的时候，她却被蒋介石“网开一面”，因此除了愤怒，她心里还有一些对友人们的惭愧。所以她开始积极奔走，呼吁放人。
但蒋介石政府却丝毫没有释放七君子的意思，反而在1937年4月3日向他们提出起诉，并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
小庆此时已经决定豁出去了（她一直就很豁得出去。胆子大是宋家女人共有的基因）。7月5日，小庆带着简单的行李和铺盖，跟何香凝、胡愈之等人直奔苏州高等法院，一路走一路喊着：“爱国无罪！南京国民政府如果不释放七君子，就把我们这些爱国者一起抓起来！”
国民党高院的法官们没有意料到一向低调内敛不爱登台的小庆也会有这么戏剧化的一面。更没想到她连铺盖都带来了，一副打定主意要坐在门口不走的样子。法官们哪里敢关“前国母”？他们惊慌失措地出来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连声说，“我们怎么敢关押孙夫人？我们怎么敢……”
宋庆龄冷笑着当众训斥国民党的法官说：“你们有什么不敢？你们都敢把爱国的领袖关了起来。我看我也只有拿根绳子来请你们绑住我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么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才做得出这种事来！”
法院院长和一大堆国民党官员就只好都站着听宋庆龄同志的训斥，口里还连声说：“是，是，是，您骂得对！骂得对！”
宋庆龄等人不肯走，法院高官们又不敢真抓人，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无非就是一边苦口婆心，一边搪塞敷衍。最后，小庆等人也知道并不会有什么结果，在得到法官们的保证后，他们返回了上海。
这个“救国入狱”举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数以千计的人签名请愿，群众救国热情更为高涨。就在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举动后不久，1937年7月7日，日本进攻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妄图实现征服全中国的野心。中共代表很快到达南京同蒋介石谈判联合抗日——这一点蒋介石已不能公开拒绝。又拖了几个星期，直到7月31日，蒋介石政府才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并于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
其实小庆是非常希望能够多做一些事情的。但是没有实权在手，她所能做的也只有抗议、呼吁甚至于有些像小孩撒娇一样的威胁。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七君子分别收获了令人意外的人生结局。
邹韬奋：1944年7月24日死于上海。
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工枪击身亡。
沈钧儒：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医院病逝。
王造时：被划为右派，1969年1月14日在狱中悲愤而死。
章乃器：1957年起被当成右派，“文革”期间曾被打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1975年平反，1977年5月13日病逝于北京医院。
沙千里：1982年4月26日辞世，幸运的是并未受到反“右”及“文革”的波及。
史良：1985年9月6日于北京病故。“文革”时曾经遭到抄家，后来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才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