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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书中写了几对兄弟，在抗战那民族危难时刻里坎坷的故事。
其实叶挺和项英也算是兄弟，他们是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兄弟。革命经历的不同，使他们有各自的处理、对待斗争过程中问题的方法。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对项英、袁国平做了政治上的批判。当时项英尚未被叛徒枪杀，还在皖南蜜蜂里，隐蔽着，准备择机渡过长江，去和江北的新四军回合。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项英等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存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的政策而失败。
决定还说项英、袁国平“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
决定提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中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英、袁国平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叶挺在得知在皖南事变后不久项英牺牲后，并没有落井下石。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已被国民党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对探狱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叶挺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出狱后，不幸罹难于“四八”空难。
（二）
皖南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直到今天，关于皖南事变的争议还不绝于耳。这是因为作为新四军最高领导层新四军军委会的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先后在事变后牺牲。但作为新四军军委委员、秘书长的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后不久，辗转到达香港后，用我党的电台，分数次向中央报告了皖南事变的全过程。
随后，李一氓经护送到达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在受到胡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他进行了口头警告处分后，李一氓又当面向他们报告了事变的全过程。
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参谋部关于《皖南新四军在泾县茂林村被顽军聚歼的军事教训》的通报阐述的比较中肯。通报说：项英等抗战以来在执行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发展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以及“江南部队北调”的指示迟疑不力，是他的主要错误。
关于项英军事行动的布置与指挥上的错误，通报认为：到苏南应东进才安全，而项英却向南走，向有顽军凭险筑垒固守极难通过的茂林路线。即使如项英所说向南是佯动，选择与用兵也是不对的。到茂林后若不停留，立即冲出去是绝对可能的。项英等擅离部队是错误的，险些造成整个部队溃散。持此次皖南部队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国民党亲日反共顽固派的阴谋，也是由于项英同志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