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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还引发了一场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大讨论。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专题座谈会，邀请了法律专家、伦理学者、媒体记者和市民代表参加。
法律专家陈教授说：
“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当道德无法约束某些人的行为时，就需要法律站出来，为善意保驾护航。”
伦理学者林博士则认为：
“讹诈行为不仅伤害了个人，更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这种伤害需要很久才能修复。而现在这些行为屡见不鲜，说明我们的整体道德水平下降了，这就要求有立法在规范。”
刘建军父子也成了过街老鼠。有人把他们的住址和联系方式发到了网上，每天都有人打电话骂他们，还有人去他们家门口扔垃圾。
刘建军想找周大勇私了，却被周大勇拒绝了。
“我不要你的钱，我只要一个道歉，一个能让大家相信‘善意不会被辜负’的道歉。”
可刘建军始终不肯道歉，还扬言要报复周大勇。
这场舆论风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心的善恶，也照出了社会的短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想不让“扶老人”成为一种奢望，就必须有制度的保障，让讹诈者付出代价，让好人不再寒心。
而这一切，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就是长宁市市长闻哲。
时至年末，万事俱忙。正是市县区镇乡各级政府临近收关的时候。
而此时，闻哲让梅江涛暂停了一个小时的工作安排，自己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摊着的三样东西：
《长宁晚报》那篇头版报道的复印件，市文明办和司法局提交的联合调研报告，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市民留言簿。
窗外的梧桐树又落了一层叶，寒风拍打着玻璃，像无数双犹豫着是否要伸出的手。他捏了捏眉心，指尖的凉意驱不散心头的沉重。
周大勇的遭遇其实在全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而孩子们那句“妈妈说不能扶”的话，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
梅江涛进来送文件时，看到闻哲眉头紧锁，桌上的报纸被圈画得密密麻麻，连“网友不敢扶老人”的留言旁都标了红圈。
“市长，您在看周大勇的事？”梅江涛问道。闻哲点点头，把报纸推到他面前，“你看看，一个二十多岁的退伍兵，在边防守了五年，把‘助人’刻进骨子里，回来扶个老人却遭了这么大罪。这不是简单的个人纠纷，是社会风气的坠落！”
他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
“好人受委屈，讹诈者嚣张，连孩子都知道‘扶老人会被讹’，再这样下去，人心就真的散了，再高的GDP也撑不起一个没有温度的城市！”
“是啊，”梅江涛叹了口气，
“我早上打车，司机师傅说，现在他拉老人，都要提前录好音，就怕被讹。以前大家见面都互相打招呼，现在见了老人摔倒，都绕着走。再这样下去，人心就散了。”
闻哲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飘落的霜花黏在玻璃上，慢慢化成水痕——像极了那些被寒心事件刻在人们心上的伤痕。
这时，黄瑞庆轻敲了两下门，递进来一份刚整理好的材料：
“市长，刘建军父子的背景调查出来了。老人叫刘德山，退休前是机床厂的普通工人，十年前查出骨质疏松，常年靠吃药维持，家里积蓄基本都花在医药费上了。刘建军开了家小五金店，去年因为违规经营被罚款，生意一直不景气，还欠着银行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