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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甘肃的奏章字里行间浸透血泪，纸上墨迹未干便加急八百里递送。边关守将联名控诉，称察合台汗国骑兵如豺狼过境，每逢秋高马肥便纵骑南下，焚烧村寨、掳掠妇孺，连驮着丝绸瓷器的驼队也难逃毒手。
有折子里甚至附上带血的商队账簿残页，细述近三年来二十余起劫掠惨案，更将百年前元朝覆灭时西域诸部的趁火打劫旧事重提，痛陈“此仇不报，西北无宁日”。
湖广官员则以儒家正统自居，在奏折中引经据典，将西域比作亟待教化的“南蛮化外之地”。他们痛心疾首地写道：“彼邦之人，不读《论语》不知孝悌，不习《春秋》不明善恶，竟以抢掠为荣，以欺诈为智。”
更提议在西域广建书院，让孔孟之道如春风化雨，涤荡蛮夷心中的蒙昧。有位翰林学士甚至洋洋洒洒撰写万言策论，设计出“先建学宫，次设义仓，再行科举”的三步教化方略，字里行间满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
南洋诸岛的官员们则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从尘封的典籍中翻出《汉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等古籍，在奏折里逐字圈点：“且看班超投笔，三十六骑定西域；玄奘西行，万里孤征取真经。汉唐雄风，今时更胜！”
他们将收复西域与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相提并论，声称“南洋已复华夏衣冠，西域岂容胡尘久染？”文末更以朱砂批注“此乃成祖遗愿，今当由陛下实现”，字字句句都在叩击帝王的雄心。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当属朝鲜与倭国的奏章。汉城的鸿胪寺卿执笔时绞尽脑汁，终于从故纸堆里翻出李白出生于碎叶城的记载，大书“诗仙故里，飘零异域，我大明皇帝文治武功旷古未有，若能收复此地，定能使太白诗魂含笑九泉”。
而倭国遣明使更将此事与“大化改新”攀扯，称“昔年我邦学习大唐，今见西域未归，实乃东亚文明之憾”，文末竟附上一首五律：“诗乡沉异域，圣主应挥戈。一振天威后，文光耀四倭。”
两封奏折行文风格迥异，却都将西域之争包装成关乎文化正统的大事，背后暗流涌动的，是两国贵族在大明纺织业中投入的巨额资本。
李祺听闻这些奇谈怪论，不禁哑然失笑——这背后实则是藩属国与大明商人利益交织的结果。
自倭国沦为大明罪民区，朝鲜俯首称藩以来，东海之上商船往来如织，将三国利益紧紧缠绕成密不可分的巨网。
倭国九州岛的贵族们虽背负罪民之名，却凭借精于算计的商业头脑，将家族金库中的黄金白银化作入股大明商行的股契。他们在宁波、泉州的港口设立别院，与徽商、浙商把酒言欢，共同谋划着丝绸、瓷器与茶叶的跨洋贸易。
而朝鲜李氏王族更深谙“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道理，王室宗亲纷纷将私产投入大明在平壤开设的纺织工坊，甚至有王子迎娶大明商贾之女，以姻亲加固商业联盟。
藩属国协议的墨迹未干，便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商贸盛景。大明商船可自由停泊釜山、长崎，倭国浪人、朝鲜书生亦能持通关文牒进入中原腹地。苏州城的绸缎庄里，常可见头戴乌纱的朝鲜使节与身着狩衣的倭国商人讨价还价；泉州港的码头上，大明水手与倭国船夫合力搬运货物，彼此夹杂着方言的吆喝声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