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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于参语，确实是分歧颇大，赵文华主张一概从重，拟欺君重罪，但是唐顺之和林懋举主张区别主从犯对待。
平心而论，从朱载坖自己的想法来看，把这帮都都杀了才符合朱载坖的看法，但是朱载坖很清楚，不能全杀了，首先是祝家还有用，杀了他谁来帮朱载坖办事。
其次就是现在苏松甚至整个江南的士绅已经风声鹤唳了，如果再大开杀戒，反而不美，当然，不杀也是不行的，不杀就不足以震慑他们，所以朱载坖的决定是轻其轻罪，重其重罪。
当然，和一般的州县官吏草拟参语不同，此案的卷宗是要上呈嘉靖的。
也就是说，负责审理的官员其审判权力并不完全，断议与判决两者分离，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嘉靖手中。对于复杂重大的案件而言，要经过断议和判决两个阶段。
现在他们的审理，仅仅是初审罢了，需要给嘉靖一个参考。
朱载坖将自己的看法说了后，赵文华也表示没意见，剩下的就是拟定刑罚了。
大明的州县官吏，在拟定这种需要圣裁的案件刑罚时，要比正常的刑罚拟的重些，就是够不上死刑的，也要先拟定死刑，等到皇帝御批的时候，撤销一些人的死刑，就可以显示天恩浩荡，陛下仁慈了，这也是恩出于上的意思。
大明死刑的执行方式有绞、斩、凌迟三种，死刑犯还有真犯死罪和杂犯死罪的区别。真犯死罪又有“决不待时”与“秋后处决”的区别，此之定罪、执行与州县衙门的职责无涉。杂犯死罪者，虽有死刑之宣告，但无死刑之执行，按照五年徒刑以适用赎刑。
眼下这欺君大案，自然是真犯死刑了，所以朱载坖和一众官员毫不犹豫的拟定了四个首犯凌迟，祝、徐、吴三家抄没家产，成年男丁斩立决，其余人远发辽东。
拟定完刑罚后，参与此案的所有官员在最后签名画押，并用火漆封存所有的卷宗，送往京师，请嘉靖圣裁。
同时大家都各自回去，官员们要忙着将本案的一应经过告知苏州百姓安抚民心，朱载坖也要向嘉靖呈递奏疏，好留祝家人一条命。
当苏州知府林懋举向全城百姓公布他们的罪状的时候，整个苏州的士绅们都有些发抖。这些年以来，类似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干了多少次了，没想到这次裕王殿下居然办的这么狠，直接要将三家人尽皆屠戮，这是苏州士绅们根本没有想到的。
苏州士绅们认为，自古有救荒无善策，各省办理贩务，情形百出，其侵渔扣克等，弊在所不免。这些事情，既不是苏州士绅们首先开始干的，苏州士绅们也认为自己是最过分的。